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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故事看完就知为何晚清贫困受欺凌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1:17:26 阅读: 来源:石油钻机厂家

明清“资本主义萌芽”的故事,看完就知为何晚清贫困受欺凌

宋代以后,经济重心南移,至晚明时期,江南一带已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,正所谓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,江南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,其中以棉纺织制造业和布业的发展最为突出,多层次的市场逐渐形成,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促使着江南的整个经济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调整,随着这种调整的深入,晚明所谓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逐渐显现出来,在以自给自足的“小农经济”占主导地位的中国(中国是农业大国,排斥商业),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变化,而这种变化,与一个女人有着密切的联系,她就是黄道婆。

为什么这么说?黄道婆不是明朝人,是元成宗年间的一个普通妇女,她早年流落至海南岛崖州,这里可谓天涯海角,对于她而言,这是极为不幸的,但对于中国历史而言,可谓万幸,黄道婆学习了海南岛当地黎族的棉纺织技术,若干年之后,她将这门技术带回了她的故乡——乌泥泾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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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乌泥泾镇就位于上海附近,宋元年间,这个古老的市镇,包括上海(即当时的松江府)都不繁荣,于是,有乡民从闽广地区引进棉花种子,开始种植栽培,乌泥泾镇成为江南率先进行棉花种植的地区之一,这也为之后乌泥泾镇引领棉纺织业打下了基础,而这一切,都与黄道婆密切相关。

黄道婆将汉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加以改革,并将此技术广泛推广,大大提高了乌泥泾镇棉纺织业的生产力,由于乌泥泾镇大量种植了棉花,于是在乌泥泾镇逐渐形成了棉纺织业规模化生产的局面,黄道婆的这种纺织技术所生产出来的布料称之为“崖州被”,这种特色花布花色艳丽,质量上层,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畅销产品,乌泥泾镇及松江府,逐渐成为江南重要的棉纺织业基地。本文为原创,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。

从乌泥泾起步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,使松江地区乃至江南的经济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,棉花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,甚至超过了水稻的种植规模,而且,棉花种植和棉花深加工产业,成为当时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随着棉纺织技术的发展,棉纺织业和棉花种植逐渐辐射到松江、苏州以及江南各地,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,棉花的种植范围已遍及江南,棉纺织业也逐渐成为江南一带的支柱性产业,松江、苏州等地更是棉纺织业的基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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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,棉纺织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,农家种植棉花,并非为了自给自足,而是将其投入市场,进行交易,获取利润,棉花交易市场逐渐形成,于是,种植棉花,将棉花投入交易市场,运用规模化生产,高超的纺织技术织成各种布料,将布料投入市场买卖,一条“产钩织销”的产业链条逐渐显现出来。

而这一切,都是基于黄道婆所传播的先进的棉纺织技术,技术的革新,必然引起了产业的革新,导致整个经济模式的革新,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变,因此,黄道婆也被称之为“布业之祖”。本文为原创,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。

由于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高度发达,带动了整个江南的经济发展,“绫布二物,衣被天下”,促成了这一地区的市镇与农村的普遍富裕,这种普遍富裕,来源于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,即来源于“资本主义萌芽”,这与自给自足的“小农经济”下的富裕是两个概念,在说直白一些,就是赚钱的方法不一样,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,商人们开始有了品牌意识,比如说“精线绫”“三绫布”“漆纱方巾”等,都是所谓“天下第一”的品牌,在当今社会,我们也强调品牌意识,殊不知在几百年前,中国的古人早已玩转了,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很深的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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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让中国棉布产生更大的效益,赚取更多的利润,中国的商人便有了“走出去”的思维,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,中国棉布远销海外,其中主要市场为日本和南洋,由于这个时期正处于大航海时代,西班牙占领菲律宾,而中国棉布又在菲律宾成功打开市场,成为了菲律宾的畅销产品,中国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远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,在墨西哥市场受到了热烈欢迎,由于中国棉布物美价廉,一度挤占了欧洲产品的市场,可见,当时江南的棉纺织业有多么繁荣,明末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里蕴藏着多少国家财富啊!

很多人认为随着明朝的灭亡,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断送在摇篮里,笔者认为,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,清初经过顺治时期的休养生息,康熙初年的重新整顿,在经济上已基本恢复至明末的水品,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,商品经济逐渐到达一定的高度,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市镇也逐渐兴起,尤其以江南地区为甚,《红楼梦》中就曾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经济情况有所描述,可见,在清初至清中叶,商品经济、市场化、规模化生产,这些现象在江南一带都有所体现,而且比晚明发展得更好,这就意味着“资本主义萌芽”至清中叶一直存在。本文为原创,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。

那么,既然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,资本主义萌芽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,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呢?笔者认为,这是一个庞大的话题,但从根本上说也不复杂,还是得从黄道婆说起。

黄道婆创造并推广了新技术,新技术的革新导致了经济模式的革新,而且经济模式的革新也是有区域性的,仅限于江南一带,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却鲜有这种改变,这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并不大,在明与清,中国的政治制度朝着越来越严重的封建专制、中央集权发展,钱穆先生就曾指出,中国明与清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是大大的退步。

还有一点,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,以“小农经济”模式为核心的国家,这个性质始终不成改变,在统治者特别是士大夫的眼里,重农抑商是基本国策,他们对“商业”始终是带着有色眼镜的,是相当排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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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,这种经济现象又只是区域性的反映,而且有违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和文化观念,因此,“资本主义萌芽”永远只能是“萌芽”,而不可能再有更大的突破,黄道婆推广的先进技术,也只是被融入到了“小农经济”模式之中,让一部分农民的口袋里有了钱,富裕起来,而没有产生政治影响,也不可能产生政治影响。

再来看看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建立的过程,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商品革命、宗教改革,启蒙运动,可见,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建立,都是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都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,最终通过流血的方式——资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落后的封建制度,这才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。

而明清时期的中国,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都缺乏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条件,随着封建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变态化加强,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也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的“回光返照”,一个古老的国度,在欧洲各国掀起一场又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时,却在封建专制的死胡同里越走越远,逐渐落后于整个世界的发展。本文为原创,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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